其二，工作内容方式创新评价指标。

《新刑诉法解释》第130条、第135条、第136条进一步规定，法庭可以通知调查人员参加庭前会议、在开庭时出庭说明情况。实践中，对于以非法利益进行引诱的方法或者以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方式进行欺骗的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有关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在庭审中，应当对证据合法性进行优先调查。例如，行贿、受贿行为发生在十年前，受贿人供述和行贿人证言对行贿、受贿10万元的事实均予以承认，但受贿人供述是在其父亲葬礼上收受的，而行贿人证明是在受贿人父亲住院期间送的。一是关于启动方式，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6条第1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发现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主动进行调查核实。另外，还应当进一步细化口供补强规则的补强方式和标准，查证核实被调查人供述中的隐蔽性证据。如果其他证据只是口供的 翻版，如被调查人的自书材料、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辨认笔录等，或者其他证据只是口供的变种，即口供的传来证据，如受贿人家属、同监人员证明曾听受贿人讲述犯罪事实等，那么在形式上来源相同、在实质上内容重复，就不能作为补强证据。

只有确立了正确的思维理念，才能保证行动方向不出现偏差。一般认为，瑕疵证据应当限制解释为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具体包括笔录记录有错误、笔录遗漏了重要的内容、笔录缺乏相关人员的签名、侦查活动存在技术性手续上的违规等。他们在审判中不仅用比例原则限制公权力，而且会直接将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工具。

因此，如果双方以形成比例原则的中国法学通说为共同兴趣，聚焦形成具有当代中国实践意义的法学知识，就能够重组各行动者的志趣与目标，增强网络连接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在行动者们重新集聚后，稳定行动者们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协商。另一种情形是法官将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工具。④在基本权利理论中，对于一项基本权利是否被侵犯的问题，比例原则是作出判断的关键标准。

(64)由于身份的不同，他们之间必然会引发本土实践知识与外来引入知识的冲突。本研究最终获得602份有实际研究价值的行政案由判决书。

(91)所以，在比例原则与法官和学者的互动中，我们可以通过运用两种转译策略，把相关的行动者吸引到网络之中。(66) 出于对外界学说知识的保守和警惕态度，法官更青睐内部的知识生产机制。内容提要：源于德国公法传统的比例原则，近年来受到中国法学界的高度推崇。(33)张进宝诉榆中县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甘行终461号。

虽然不同审级的法官都会采用比例原则对行政处罚的合理性进行判断，但是同样的学说概念和分析工具在不同的具体适用过程中会得出不同的具体裁判结果。学者通过授课，让法科学生习得这套学说，并期冀学生们将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经济分析仍然是法学院以外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司法制度对法官思维路径的影响。

(33) 从裁判策略来说，法官选择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证成工具是一种方法包装。其次，我们必须构建转译场所，也就是把行动者们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

一方面，法官平日获取法学知识的渠道主要是阅读，但其阅读的资料类型与学者不同，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所推广的典型裁判文书、官方出版的对法律问题进行理解与适用的书籍以及《人民司法》《法律适用》等法官群体分享知识的期刊。就比例原则而言，虽然法官和学者对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是这是正常的。

(91)参见[法]米歇尔·卡龙：《科学动力学的四种模型》，载[美]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孟强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9页。(86)参见[法]布迪厄：《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强世功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编委组编：《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545页。教科书对读者所施加的影响就是规训读者的权力实践。(17)参见蒋红珍：《论比例原则——政府规制工具选择的司法评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69)参见黄卉：《论法学通说(又名：法条主义者宣言)》，载《北大法律评论》编委组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382页。虽然法官与学者之间对于比例原则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是这不意味着二者只能各行其是。

以辉煌渔港服务有限公司诉仙游县农业农村局、仙游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为例，在计算罚款金额时，法官明确提出：针对原告新增填海区域，原仙游县农业局以一次性征收整个用海周期的海域使用金为基数，再乘以十二倍的加倍倍数，得出罚款金额……应以非法改变海域用途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当缴纳的海域使用金，乘以一定的倍数计算罚款……案涉处罚决定，未考虑原告对S5区域改变海域用途的实际时长，以一次性征收整个用海周期的海域使用金为基数计算罚款，属法律适用错误，亦违背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他们试图在不完全脱离既有学界思维的前提下融贯学说与实践。

(23) 二、中国法官运用比例原则的司法经验 为了了解中国法官如何运用比例原则，本文通过检索中国法官的具体裁判文书的方式加以分析。(52)参见方乐：《司法说理的市场结构与模式选择——从判决书的写作切入》，《法学》2020年第3期，第163-181页。

门中敬：《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与规范依据——以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为分析视角》，《法学论坛》2014年第5期，第94-102页。(66)2021年7月5日—8月31日，笔者就比例原则在裁判说理中的作用分别对J省G人民法院、G省G人民法院、S省Z人民法院的三位法官进行当面和电话访谈。

本土改良方案的目的是希望提炼出法官的几种位阶适用样态。行动者网络理论并不是要把行动者静态地放在某一位置从而使其完成预设目标，而是需要行动者产生差异。因此，把德国法学通说直接搬入中国，或者以德国法学通说来批评和要求中国法官的裁判，显然不合理。(88)参见赵贵龙：《规则创制：以比例原则司法审查标准为视角》，《法律适用》2021年第7期，第88-99页。

(27)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是法官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并未详细表明适用意义。法官并没有按照各项子原则的位阶顺序来适用比例原则。

拉图尔把行动者界定为任何通过制造差别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我们遇到的所有新东西才能为经验所接受，即在经验背景中具有可读性。

我们必须认真了解中国法官的期待视野，发现作为接受者的法官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70)这也是为何中国法官在实践中没有按照学者的理解来适用比例原则的原因。

因此，从知识共同体的建构角度来看，不管知识本身的具体效用如何，法官更愿意与比例原则和法学学者这两个行动者结合，形成可由其主导的连接。学者与法官在关于比例原则的知识构建上即使存在客观的知识竞争，也仍然具有互动合作的空间。(17) 在诸多本土改良方案中，有的学者表达了对于比例原则被机械或专断适用的担忧。虽然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本土改良方案，试图使比例原则成为法官的知识来源，但是作为知识接受者的法官有其自身期待和行动策略，他们会对比例原则作出新的阐释。

需要注意的是，行动者网络并不是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意味着学者和法官等角色或者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被重新组合。(88)可见，在中国法官群体的视角中，比例原则的发展是以司法创制为中心的。

⑨如果要使比例原则在严格意义上被完备地论证，法官就应当进行完整的位阶适用。(85)较之比例原则，法官掌握并理解经济分析方法的难度显然更大，法官较难成为经济分析的最佳代言人。

这样的做法仅能呈现一种分析，却无法发现未来的知识发展趋势。涂少彬：《人权比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兼论我国外交领域的人权话语应对》，《人权》2020年第6期，第131-151页。